一、基本案情

刘某是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主要从事水泥、沙石等建材的销售。A公司于分别2017年7月、9月与B公司签订购销合同，向B公司出售水泥，合同金额分别为127万元、190万元，合计317万元。

合同签订后，B公司要求A公司先根据合同金额开具发票，刘某开始表示拒绝，但在B公司项目负责人的多次要求下，刘某为了生意的延续，便指示A公司按合同金额提前全部开具了发票。开具发票后，A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已向某县税务局全额申报纳税。但实际交付价值200余万元货物后，B公司的项目因故终止，剩余100万元左右的货物未能交付，最终导致开具的发票总额多于实际交付货物金额。故，刘某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立案侦查，税价合计100万元左右。

二、律师工作

辩护人经会见犯罪嫌疑人、与承办警官沟通及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并分析案情后，认为刘某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具体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主观上并无骗取抵扣税款的故意。2015年最高法院研究室向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的答复明确，行为人主观上并无骗取抵扣税款的故意，客观上未造成国家增值税款损失的，不宜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（法研[2015]58号）。根据本案事实，A公司确实存在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，但原因是其先按照合同约定开具了发票，项目实施过程中因故终止，已签订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，已开具的发票无法收回，故主观上没有骗取抵扣税款的故意。

（二）客观上未造成国家税收损失。《刑法》205条规定了虚开增税专用发票罪，从立法宗旨和立法体系可以判断，该罪是从保障国家税收不流失这一根本目的出发而规定。从单纯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本身来看，该行为并不具有危害国家税收征管的性质，如果根本没有造成国家税收流失，则不存在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评价范围。根据刘某提供的证据显示，发票开具后，A公司已按照票面金额如实申报了税额，客观上未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，且刘某并未从中获取开票费等利益。

（三）支持、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理念。2018年11月1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讲话中强调，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，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，按照罪刑法定、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，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，轻装前进。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7月22日，印发关于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“六稳”“六保”的意见》的通知，要求落实“少捕”“少押”“慎诉”的司法理念。坚持依法能不捕的不捕，综合审查判断犯罪嫌疑人有无社会危险性。

A公司作为民营企业，带动了就业，尤其在疫情期间仍全额支付公司员工工资，并为国家创造了收税收入。大多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法律意识淡薄，为能正常运营，有时难免触犯法律，但若违法情节轻微，社会危害性不大，则应积极贯彻落实“少捕”“少押”“慎诉”的司法理念，以教育为主，释放最大的善意，给与企业和企业家宽容和保护。

最终公安机关采纳了辩护人的法律意见，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。

三、案件价值

涉税犯罪有着一定的抽象性、行政刑事交叉复杂性，在面对复杂多样的现实情况时，如何理解本罪本质和准确定性量刑上有一定难度。但同时，随着刑事政策的变迁，涉税罪名也有着更多的定性和量刑辩护空间，这就需要律师在掌握相关法律知识的同时，学习相关税务知识，这样才能更全面、透彻、精准地把握涉税犯罪案件的辩护要点，理清辩护思路，为当事人争取最好的结果。

本案辩护律师从犯罪嫌疑人不具有以抵扣税款为目的的虚开，未造成国家税款流失方面入手，同时结合国家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及最高检“少捕”“少押”“慎诉”理念，主张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最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争取到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结果，取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