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司为法定代表人职务行为提供担保的效力突破

一、基本案情

2011年7月27日，A公司与某政府签订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，约定某政府将一拆迁复建点工程发包给A公司施工。黄某时任A公司法定代表人。2012年1月12日，A公司和黄某签订一份《工程内部承包协议》，约定A公司将该工程交给黄某承包施工，承包方式为内部项目承包，实行包工包料，自负盈亏。2012年6月，彭某进入该项目承包水电安装施工。2013年3月19日，黄某与彭某签订一份《协议》，约定彭某承包案涉项目中水电施工工作，工程部优先支付彭某水电承包费用，黄某在该协议负责人一栏签名，彭某在水电承包班组负责人一栏签名，A公司在担保人一栏盖章。之后，彭某自筹资金完成案涉项目水电工程。2015年2月10日，A公司工作人员赵某向彭某出具一份《班组工程量（决）算单》，载明水电工程款为1648843元，扣除彭某借支工程款794860元，余款为853983元。此后，A公司、黄某未支付彭某工程款。

二、律师工作

一审中，彭某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，要求：1、A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853983元及垫付工程款利息278076.31元，合计1132059.31元；2、黄某对上述欠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3、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。经一审法院审理认为，A工程承接案涉项目后，又将部分工程交由黄某施工，黄某应为实际施工人。彭某与黄某、A公司签订的《协议》载明，黄某作为项目负责人即实际施工人将水电工程发包给彭某，A公司在担保人一栏盖章，因此，彭某水电工程承包合同的是黄某，A公司是黄某履行合同的连带责任保证人，故黄某拖欠工程款应承担付款责任，但A公司系保证人，且保证期间已过，依法免除保证责任。一审法院判决由黄某承担付款责任，驳回了彭某要求A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请求。

彭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，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，A公司不应认定为案涉《协议》的担保人，而应当认定为协议相对方，黄某在签订案涉《协议》时系其时任的法定代表人，其签订案涉《协议》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，且虽然A工程在《协议》的担保人处盖章，但该协议通篇无担保内容，该担保实质上系一种“增信”行为；另，案涉工程款的结算亦不是黄某，而是A公司的工作人员，虽A公司不认可，但结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，可以认定结算人员即是A公司工作人员，结合该结算行为亦能认定A公司系在履行案涉《协议》，当然系合同相对方。经二审法院审理，二审法院采纳上诉人的上诉观点，认定案涉《协议》的法律后果应由A公司承担，且鉴于黄某未提起上诉，维持了一审要求黄某承担付款责任的判决，最终判决结果为由A公司与黄某共同承担付款责任。

三、 案件价值

本案系一起常见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，不同于一般的同类纠纷，本案特殊之处在于：1、施工单位将案涉工程通过内部承包的方式再次发包给公司内部人员，并约定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、自负盈亏，以公司内部人员作为实际施工人；2、在与分包项目施工人签订合同时，施工单位未作为发包人盖章确认，而是以担保人的身份参与合同，让实际施工人与分包单位签订合同。代理人在处理本案时，一是紧紧围绕签订合同人员的特殊身份，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签订合同行为系履行职务，法律后果应由公司承担；二是虽公司在协议的担保人处盖章，但实际意思表示不能理解担保，因为公司本就是案涉项目的施工单位，其盖章行为应当理解为系对合同的确认与“增信”，同时案涉协议亦无担保内容，担保无从谈起；三是通过公司员工的结算行为，再次确定公司系在追认和履行案涉协议，应作为案涉协议的相对人。最终法院采纳代理人的观点，判决A公司承担付款责任。